具体到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权保护融合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权主张，决策与执行机构应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中增设并执行与各类型环境权相匹配的应对气候变化义务。
人类文明没有终结，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中华民族的探索也从未停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具有鲜明的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形成百余年以来的话语、学说与基本论题，对之进行系统反思，深刻揭示了中华法系概念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由此来看，中国法族正是专为评价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不合时宜淘汰解体而提出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当下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中华法系概念具有何种新的时代内涵？三、新时代的中华法系概念中华法系概念的形成、演进、发展，实质上是一部中华民族寻求通向现代法治文明道路的探索史。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发展的道路。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三）坚持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不是针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与法治传统的一般描述，而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中华民族法治发展历程的系统反思，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法治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因此，法律职业伦理主张这些道德价值必须由法律强制性地加以保护。
比如，对故意造成的损害予以补偿是公道的，而对无过错的行为施以惩罚是不公道的。德性的判断、培育、养成和实践必须以某种价值基准，如以功利、幸福、自由或责任、权利等为前提。38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已经读到：‘非正义的多样性清楚地表明正义的多样性。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
体现为公正的正义就是狭义正义，因为狭义正义指的主要是对于财富和荣誉等外在善的公平分配。理念是圆满的和真实的，而特殊的事物则是有缺陷的和表面的。
19因此，权利从来不是绝对的。比如，即便公正不存在，也不能说公正不是公正。身处实践领域的法律职业者须去追寻能够说明法律事物本源的道德原因或伦理原理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并非因使用这些概念而被建构，这些知识是被发现的，并通过正义、公正等理念命题的精确运用得到表达。既有的制度，既在于建立并维系某种秩序，也在于实现一定的价值观，实现一定的社会导向。
以此推之，人们在说某事是‘应当去做的时候，这种肯定陈述总是至少心照不宣地诉诸某种较远的目的而作出的。正义是抽象的理智，抽象正义理念是良善社会的基石。正义一词含有多方面的意义。法律职业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评价体系可以为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活动提供稳定的价值意义，使法律人之间能够有共同的交往规范并相互理解，从而使法律职业共同体生活成为可能。
当然，由于正义不是非历史性的主观抽象设定，而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并且以此为基准规定着人们之间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此，公正、公平、公道是一个社会中基本权利得到尊重的体现，是一个好社会的最低条件。54显然，自然是理性发现的戒条和一般法则。
道德源于个人所属的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目的，因此，一个共同体的价值也同样取决于构成共同体的那些个人的精神才干和道德才干。48在这幅图景中，其实包含了这么一条要求，即法律人之所以要在社会中占据专门化的角色，完全是为了实现社会秩序合乎法律地再生产，以及法律人本身所承担的诸多复杂社会功能。
正是这种血腥的和暴力的正义观让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新正义观的伟大转折意义。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提供这样的良性法律，它规定什么是一个有德的行为，提供针对人们德性的规范，并为导向德性的实践设立标准。18然而，在正义与不正义中，不正义经验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一书中，美国著名的当代法律学家艾伦·德肖维茨回答了上述重要的问题：权利来自于人类不正义的集体经验，换言之，正是出于对公认的恶行的恐惧，人们才持续不断地建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得到扩展或限缩。当有法律争议时，人们皆会寻求知识分子协助处理让人苦恼的和错综复杂的民事纠纷。在《旧约》中，上帝降怒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显示的乃是神的正义。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职业伦理主要是一种以理性规则、法律义务为中心的道德规范。
推行正义的善意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的目标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加以实施。2正直与公正联系紧密，事实上还有重合之处。
就法律人的德性而言，法律人如果缺乏应有的德性，就不知道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法律人，就有可能成为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法律职业者。相较于传统的法律规制，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及其执行机制有着自身的特点。
对什么是不公正的达成一致，较之对什么是‘公正的达成一致的机会要大。这一常规正义模式并没有忽视不正义，但它确实常常将不正义归结为正义的前奏。
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32因此，正义不仅是社会的恰当秩序，还是个人灵魂的恰当秩序。16在罗尔斯看来：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14个人的一切意思表示和一切行为都取决于他的精神态度。
西方法律职业史一般被认为肇始于古罗马时代。虽然正义感是天生的，但是，提升或者加强正义感的机制和其他协调人类行为的机制和规范不是天生的。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进入专题： 正义 法律职业伦理 。同时，她也还没有从属于一个绝对或神化了的国家：在这个短暂的转变期中，她是一位享有自身权利的活的德性，是这个时代的女神，在此过程中，法学成为了领路人，并且在智识上极大地复兴了几乎每一个知识分支。
在法律职业的实践中，正义的司法理念更多地表现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所把握的原则、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这些原则或是价值取向在司法过程中既受法官个体因素如经历、秉性的影响，也深受既有法律制度的影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正义是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
作为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法律现象和法律生活的展开，法律职业制度的运作始终与法律人的活动密切相关。50如果我们今天非常频繁地谈论道德法则、正义、平等、诚实、善意、合乎理性的标准，这正是因为罗马人，他们或者原创地提出了它们，或者从古希腊人那里把它们吸收过来，把拉丁的言说和心智烙在它们身上，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具体地表现在永久的制度之中。由于理念世界中的思想方法和现实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方式是有区别的，因此，在对理念问题进行学理探讨时，我们关键是要划清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6在法律职业伦理学中，我们更加迫切需要一个形而上的基础，因为无论是哲学体系还是宗教体系都对此意见一致：人的行为其伦理道德方面的深长涵义，同时也是形而上层面的深长涵义。
这样一来，对于哲学来说，就产生出探讨正义本质的问题和通过定义来探讨正确的界定的问题。因此，制度是指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制度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受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模式。
黑格尔说：伦理性的东西就是理念的这些规定的体系，这一点构成了伦理性的东西的合理性。法律职业伦理规范是法律职业伦理基本准则的具体化。
由于理念也属于价值载体，因此，我们对这些概念冠以价值之名。为了让道德内化机制能顺利运作，法律必须被视为是公正的，而为了产生这种感受，根据涂尔干的说法，法律实际上也必须是公正的，而法律公正与否，则是根据特定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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